2006 年，策展人 Karl Kusserow 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在入职不久后的一次员工会议上，他佩戴了一只手镯，上面刻有「阻止全球变暖」的字样。这引起了同事的注意，但只有少数人知道其背后的深意。当时，「阻止全球变暖」才刚开始获得主流关注 —— 这一年，Al Gore 出版了《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名利场》杂志推出了第一期「绿色」特辑。但几十年来，早已有科学研究表明，工业社会严重扰乱了气候规律。就在前一年，环保主义者 Bill McKibben 曾怒斥社会文化对此议题不加掩饰的忽视。「书呢？诗呢？戏剧呢？该死的歌剧呢？」他在《格里斯》杂志的一篇专栏中写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艾滋病的恐惧 …… 孕育出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反过来也产生了真正的政治影响。」当后人回首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无疑是迅速飙升的气温。但他们要耗费很多精力才能搞明白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近年来，艺术界一直在弥补错过的时光。过去 6 个月里，一系列逾期补偿活动陆续增多：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到新加坡，多座城市已举办十余场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展览。何以至此？或许是因为过去几年特朗普当选了总统。又或许是艺术大本营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 —— 如 2012 年飓风桑迪席卷期间，曼哈顿市中心泛滥的洪水迫使经销商从画廊地下室向外逃生，又比如延绵不绝的野火让洛杉矶居民不得不纷纷撤离。无论原因为何，人们对于环保型艺术的支持与日俱增。去年 12 月，纽约海伦·弗兰肯塔勒基金会（Helen Frankenthaler Foundation）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宣布，将为作品「直面气候危机」的新晋视觉艺术家提供约合 9.5 万元人民币的资助。
然而，任何增加都未必是好事，尤其是在无限制生产和炫耀性消费致使全球灭亡的时刻。早在 2007 年，芝加哥策展人、早期环境艺术拥护者 Stephanie Smith 就曾警告说，大量看似正义的展览可能会令观众和美术馆感到轻浮。「如果可持续或气候变化成了当下的艺术流行趋势，我们可能会陷入为自己和观众提供『姑息治疗』的风险中，而没有对艺术创作、细微辩论或长久的社会变革作出太多贡献。」她在 Lucy Lippard 策划的一场早期展览「天气报告：艺术与气候变化」（Weather Report: Art and Climate Change）的画册中写道。但除了一些想当然的简单举措 —— 如关于森林火灾的画作、城市广场上融化的冰山、钉在画廊墙上的一簇簇毫无生机的海草等宣传画这类用于警示的作品 —— 外，艺术界吹来了一股新风：一种崭新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抗议艺术形式，没有煽风点火，却颠覆了人们对抗议艺术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应该采用什么形式的认知。比如坐落于悬崖之上、可以俯瞰冰岛西海岸海港小镇斯蒂基斯霍尔米的那座图书馆内，矗立着 24 根透亮的玻璃柱，柱子里的水从冰岛各处的冰川采集而来。约 3 米高的圆柱体在变幻莫测的天空中闪闪发光，游客来回走动，伴随着天气的变化，其剪影透过水柱被不断拉长，变得迷蒙不清。
在这里，万物消融渐隐，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美国艺术家 Roni Horn 自 1975 年以来频频造访冰岛，她将自己的项目《Vatnasafn / Library of Water》（Vatnasafn / 水图书馆）视作一个冥想空间和社区中心，人们可以在此读书、休息、下国际象棋、讨论天气。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她从几十位当地人那里收集到了有关天气的故事；游客可以补充自己的故事，打造出她口中的「集体自画像」。该馆巧妙地构思出这样一幅未来景象：冰只存在于书面记录 —— 而如此构想已然发生。截至目前，Horn 获取水源的冰川中有一座已经彻底融化消失。但她的本意并非通过作品来评论气候变化，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很适合我们来反思自己终于何处，而世界又始于何处。McKibben 提醒艺术界重视艾滋病危机、关注视觉文化在打击美国政府怠政懒政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之举。但是，气候变化是截然不同的危机，它需要一种不一样的艺术。我们既是这场灾难的共谋，又处于其带来的危险之中。气候变化影响范围之广，任何说教式的艺术批评都不足以概括。人类作为寿命相对较短、极容易三心二意的物种，很难掌控这场不断演化的紧急事件的发展程度，毕竟我们有生之年都无法穷尽这一全过程。因此，最有效的抗议艺术不会让我们直面那些我们已完全忽视的证据。相反，它甚至无须提及气候变化这几个关键字，便拓宽了我们曾经倾向于在更大的生态系统中思考时间和自身位置的局限。由此应运而生的作品不是要求我们立即采取行动，而是要增强我们采取行动的心理建设。
至少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环境破坏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直到最近，艺术家才开始通过作品正视这些问题。例如，哈得孙河画派（Hudson River School）的画家私下或许早已对生态破坏扼腕叹息，但他们仍在作品中将正在飞速消失的野外景色描绘成永恒不变、未受人类影响的模样。「我难以遏制自己的悲伤之情，这些美丽的风景正在快速消逝 —— 滥砍滥伐问题与日俱增 —— 曾经最壮观的景象沦为一片荒芜，与之相伴的常常是文明国度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挥霍与野蛮。」Thomas Cole 写道，他曾助力宣扬了一种理想化且崇高的自然观。1826 年，Cole 完成其早期杰作《喀特瀑布》（Falls of the Kaaterskill）时，哈得孙河谷已是一处旅游胜地，设有一个围栏观景台。然而，Cole 摒弃了这些元素，在画面中加入了微小而孤独的美洲原住民形象，传递出一种原始的壮丽。1962 年，Rachel Carson 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讲述各种化学杀虫剂的危害，让治理污染问题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国家任务。该书出版后，才算出现了真正的环境艺术，这类作品凸显了人类对生态造成的威胁。1970 年 4 月 22 日，因为一张张火烧河流、石油泄漏、动物伤亡的照片，2000 万美国人（占当时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举行示威游行，希望获得干净的水源和空气。
Thomas Cole 创作于 1826 年的画作《喀特瀑布》，描绘了纽约北部的田园风光。不同于当今艺术家采用各种方式来描绘环境的破坏，浪漫主义画家笔下的自然是原始且永恒的。图片承蒙达志影像提供。
同年，成长于得克萨斯州重污染城市阿瑟港（Port Arthur）、从小厌恶炼油厂恶臭气味的艺术家 Robert Rauschenberg 创作了一幅名为《地球日》（Earth Day）的海报，将所得收益悉数捐给美国环境基金会（American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若干张黑白照片排列组合，其中包括因开凿而坑坑洼洼的地貌、工厂、垃圾和一只已成为濒危物种的大猩猩，中间还有张棕色的白头鹰照片。对于艺术家而言，大自然不再是纯洁、永恒的缪斯，而是沦为被人类滥用的脆弱之物。1974 年，摄影师 Robert Adams 出版《新西部》（The New West）一书，描绘了科罗拉多州被人类改造后的景象：郊区、单排商业区以及城镇郊区待售的土地，在这些地方，自然与人造景观相互碰撞，彼此妥协。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大地艺术（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大型户外项目）的诞生，其中一些作品极具环保主义精神：Agnes Denes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最具标志性的作品包括 1992～1996 年间在芬兰种植的一整片森林。
近日，艺术家开始将这些令人担忧的边界之地作为自己的画布。Mary Mattingly 成长于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业小镇，在那里，饮用水遭受污染。她致力于创作涉及整个社区的公共作品。该地区百年前曾颁布法令规定，在公共土地寻找吃食是违法行为。Mattingly 对此愤怒无比，于是在驳船上开辟了一个花园，并将船停靠在纽约周边的南布朗克斯区（South Bronx）等地。无法去杂货店的人可以来此采购他们所需的新鲜农产品。鉴于气候科学家对大规模农作物歉收和饥荒问题的预测，这件作品对未来的影响不亚于对当前粮食供应问题的影响。
Mary Mattingly，《沼地，纽约东河上漂浮的食物森林》，2017 年，钢甲板驳船上的土壤、可食用植物及水，承蒙艺术家本人、CloudFactory 提供。
Mattingly 的全新项目《Limnal Lacrimosa》目前正在蒙大拿州卡利斯佩尔一家旧啤酒厂中展出。屋顶上的融雪被引入室内，顺着管道落入泪壶（古罗马送葬者用于盛眼泪的容器）中。水溢到地板上之后，会被抽走。水珠滴落的声音在空间中回响，保持着「抽象的冰川时间」：天冷时慢一些，天暖时则快一些。作品灵感来源于附近冰川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正在加速融化的冰川，并间接地参与到了蒙大拿州的全球变暖治理中。Mattingly 表示：「在纽约，人们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接受程度相当高。但在这里，像在纽约那样谈论气候变化似乎不太现实。」尽管如此，这件作品还是成为在该地区建立公众共识的一种方式。「政治层面是最后才讨论的问题。」她说，「通常我会带人们穿过这件作品，在谈话的最后，我会说一说水循环和冰川消融的速度有多快。这样人们就会很容易接受我的观点。但如果我一开始就聊气候变化，很容易惹恼他们，这不是人们想聊的东西。」Mattingly 的作品宗旨在于鼓励陌生人相互合作。类似作品的创作者都善于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为减轻灾难作了哪些贡献？2019 年，画家 Gary Hume 要求工作室经理统计他的作品在从伦敦到纽约的海运过程中一共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气候变化研究员 Danny Chivers 发现，相较于空运而言，海运将减少 96%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百利而无一害。」Hume 说，而且海运的成本也要低得多，「我花了这么久才搞清楚，太惭愧了。」
Mary Mattingly，《Limnal Lacrimosa》，2021 年，陶瓷泪壶、木材、石头、滴灌及水，承蒙艺术家本人、Robert Mann 画廊提供。
对于一些人而言，具有环保意识的当代艺术这一概念本就是自相矛盾的。由于商业部门不加节制地追求奢靡颓废，艺术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匮乏到了几乎可笑的程度。在去年 11 月的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 Miami Beach）上，Dom Pérignon 推出了高达约合 18.9 万元人民币的游艇礼宾服务，将 33 瓶陈年葡萄酒和鱼子酱送至比斯坎湾（Biscayne Bay）旁停泊的船只和人工岛屿上的滨水住宅中。经销商为了讨好艺术家，提供了丰盛的松露晚宴，颗颗都有拳头般大小。收藏家为报答顾问，送了他们 Gucci 手提包。艺术界用崇高的理想掩饰了奢靡的消费主义，成了自己讽刺的对象。 事实上，许多画廊的日常运营就是一种过度浪费。每年，全球各地的城市都会举办诸如巴塞尔艺术展这样的展会，为此免不了搭建临时场地，但当派对结束、所有人前往下一场活动后，这些临时场地就会被拆除。画廊气候联盟（Gallery Climate Coalition，简称 GCC，是一家致力于减少艺术产业环境影响的国际组织）常务董事 Heath Lowndes 表示，艺博会「本质上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比如弗里兹艺术博览会会场就是临时搭建的，这就好比建造一座只有 5 天生命的小镇。」
GCC 为其成员提供了计算碳排放的方法，并要求它们承诺到 2030 年至少减排 50%。纵观 GCC 的 700 家成员单位，除了设立之初面向的画廊外，如今还包括博物馆、拍卖行、海运公司、非营利组织、艺术家和艺术顾问等，其中一部分已经公开发布了碳排放报告结果。在伦敦和意大利那不勒斯均有分部的 Thomas Dane 画廊报告称，2018～2019 年，与艺术品运输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 100 吨。Hauser & Wirth 在全球共有 14 家连锁画廊，代理的数十名艺术家和数十处社区也遍布世界各地，仅 2019 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接近 8600 吨，其中一半以上的排放量来自艺术品运输。该组织正在游说保险公司调整定式合同，不再对空运和海运作限制；同时也在搭建网络，让画廊可以分享并重复利用展览元素（如底座和基座）以及运输材料（如板条箱、毯子和其他包装）。但最大的阻碍或许是要调整那些习惯了即时满足的收藏家的期待。Lowndes 表示，画廊董事们告诉他，他们担心坚持使用海运或「破旧的」可回收包装将会影响销量。这些都不是「技术问题」，Lowndes 说，「而是社会阻碍。」
更显著的矛盾在于，艺术机构 —— 那些我们赋予了比商业部门更高道德地位的博物馆 —— 赖以生存的资金往往来源于私人企业，而这些私人企业正是导致了这场危机的源头。「如今，用艺术来洗白声誉的不是美第奇家族，而是各大公司和亿万富翁，其中包括资助艺术机构的化石燃料巨头及银行。」Chivers 在最近为《艺术新闻》撰写的文章中写道。虽然许多艺术场馆「在过去五年已经摒弃了石油公司的招牌，但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在内的一些场馆仍在与英国石油（BP）等公司签订宣传协议，为这些最该对气候危机负责的公司披上了体面的外衣」。博物馆通常是这样辩驳的：企业资金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资助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安排。然而，几乎每个负责保护文化遗产的主要机构，都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或多或少破坏过地球的企业和个人的资助。在纽约，对被激进主义分子称为「脏钱捐赠」的抗议大多集中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上。2019 年，Warren Kanders 因对公司生产催泪瓦斯弹的行为愤恨不已，辞去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董事一职。同年，索罗门 · 古根海姆美术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因 Sackler 家族助长了「阿片类药物危机」，拒绝了该家族的捐赠。去年，被多名艺术家和激进主义分子举报与性犯罪者 Jeffrey Epstein 有密切经济往来后，Leon Black 放弃连任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主席一职。
究竟何时环境政治才会得到激进主义者们在人权议题上同等程度的愤怒？以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例：入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定是前门入口处的拉斯韦加斯风格喷泉，喷泉上印有 David Koch 的名字，Koch 于 2019 年去世前，从不承认存在气候变化，用绿色和平组织的话说，他是在「积极利用金钱手段，召集公众反科学」—— 由此引发的愤懑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去年春天，抗议者发起了多次示威游行，将矛头直指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受托人 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控诉其丈夫 Gustavo Cisneros 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的 Barrick Gold 公司在 13 个国家开采黄金和铜矿。「看到 Barrick Gold 公司，我们就会想到像 Cisneros 家族这样的人在生态中扮演的角色。」雕塑家兼装置艺术家 Michael Rakowitz 说，他在相关抗议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你看到的是中美洲和南美洲整片社区、土地与河流受到的毒害。」但迄今为止，纽约其他与采矿业务和化石燃料行业有关的博物馆受托人都避免陷入争议。对冲基金巨头 Daniel Och 与 de Cisneros 一样，也是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他曾因涉嫌海外贪污 —— 为获得勘探采矿和能源特许权向利比亚、乍得、尼日尔、几内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官员行贿 —— 被处以约合 26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Susan K. Hess 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受托人，她的丈夫是油气供应商 Hess Corporation 的首席执行官。当环境艺术展览举办场地的资金不足时，这些展览便成为艺术界道德失调的烟幕。「批判艺术和政治艺术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强化了这个领域的自我陶醉，以及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侧的自我表现。」艺术家 Andrea Fraser 说，她的作品常在批判艺术界的阴谋，「相比于解铃人，我们更像是系铃人。」
如果说当前我们和时间的关系产生了某种惯性，那么当今最有力的著作一定会问，我们理想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此刻，未来的发展正遭受质疑。今年 2 月，我怀着这种想法来到了德国小镇哈尔伯施塔特的一座教堂，欣赏世界上最慢的音乐表演。那是 John Cage 的实验性作品《越慢越好》（Organ2 / ASLSP），自 2001 年开始演奏，将于 2640 年结束。21 年过去了，演奏仍停留在开头阶段。该作品的前身是 1985 年的钢琴曲，采「尽可能慢」的节奏。小型木风琴的踏板上悬挂着沙袋，发出低沉的七和弦音，自 2020 年以来一直回荡在翼廊内。和弦的变化并不常见 —— 通常要过个几年 —— 今年 2 月，人们见证了这种变化。他们等待着新的声音，颇有等待日月全食那种紧张和敬畏的感觉：在这座中世纪教堂内，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种种悬念。
Ronald Göttel，哈尔伯施塔特，承蒙 John Cage 风琴基金会提供。
1987 年，Cage 将《越慢越好》改编成了风琴曲；1998 年，即 Cage 离世的几年后，一群作曲家、风琴演奏家、哲学家和音乐家开始结合木风琴的使用寿命，讨论慢速的极限。该作品的存续，需要人类世世代代的合作与照料。无论是风琴还是比《大宪章》（Magna Carta）历史更悠久的圣布尔赫德教堂（St. Burchardi Church），都需要精心维护方能延续。这个作品迫使听众跳脱出自己的生命限度去思考，去参与连他们未来好几代人都望不到尽头的事。风琴代表了与后世陌生人的联结：每个和弦都要求我们确保世代永续。支持该作品的基金会负责人、现已退休的社会科学教授 Rainer O. Neugebauer 表示，从现在开始到演出原定结束之际，也就是 618 年后，哈尔伯施塔特镇可能会被洪水淹没，或变成一片沙漠，这座中世纪建筑也可能被龙卷风连根拔起。在最后的 20 年里，异常强劲的飓风或许会刮走部分屋顶，将瓦片刮到风琴四周。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相信作品会存续下去。他说，伟大的艺术会将我们和可能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
Robert Adams，《新落成的排屋。科罗拉多之春，科罗拉多州》，1968 年， 版权归 Robert Adams 所有，承蒙旧金山 Fraenkel 画廊提供。
是时候改变和弦了。Ute Schalz-Laurenze 曾是当地一档音乐比赛节目的总监，她轻轻挪开了正在演奏升 G 调音律的管乐器，风琴低沉的声音瞬间变得柔和，未来两年将在这座破旧的教堂内回荡。听众们静静聆听，随着音符的变化，欢呼雀跃。Neugebauer 并不知道哈尔伯施塔特的这个风琴演出项目能否存续，毕竟风琴本身和资金状况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于他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也是作品的一部分。他指着风琴说：「这就是我心中的希望。」
